袁國勇的辦公室已使用十多年，地板陳舊，窗欞已有鐵鏽，窗外是起伏的山崗、澄澈的天空，和一望無際的南中國海。唯二可稱裝飾物的，一是桌上電腦機箱上的一個小小福爾摩斯銅像。這是他最欣賞的小說人物，「他心思細密，冷靜觀察，客觀分析，不偏不倚的處世態度，對我日後工作有極大的幫助。而且他妙語醒世，因此印象最深，比如『世事縱澄明，惟欠洞察者』，『欺人莫如明顯事』。」

另外一個，則是牆上的半尺見方鏡框，裏面寫着四行簡短英文，應該是袁醫生親筆，筆者試譯如下：好奇孕育創新，邏輯決定路徑，毅力帶來成果，但愛才是永恒。

這或是袁國勇的夫子自道。這位從小已聞過死亡氣息、自身也走過死蔭幽谷的聰穎早慧者，因緣際會早早認識到生命之有限，理解病患者之苦難，直面感受過死神對心靈的逼迫，很早已開始思索人生意義。他對《聖經》詩篇90章12節最為傾心：「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做鹽做光，一個已找到生命意義的醫生和科學家，絕不會蹉跎光陰。是啊，世上還有何等美事，能比親眼見到病人回春、親友無痛、家人忘憂更快樂呢？

不過，袁國勇醫生的平靜面容下，常常浮現一種淡淡哀戚；他眼神溫和，有對人的隱隱關切，神態卻是冷靜和嚴肅的。其相貌氣質，和俄羅斯作家契訶夫以及晚年魯迅居然有些相似，魯迅早年學醫，契訶夫其實一生都是醫生。《這個世界會好嗎》是學者梁漱溟先生的晚年口述著作，醫病不如醫心，名醫如袁國勇，內心深處或不無此惑。

早年放棄瑪麗醫院而加入聯合醫院急症科，對袁國勇並非偶然，而是其信仰生活熏陶所致。

當時他正在瑪麗醫院畢業實習，有同學電話說聯合醫院的情況非常困難，多個醫生離職，可能要關閉急症室。幾個朋友在駐院醫生飯堂當即展開討論，好友陳健生的一番話深深觸動了他：「瑪麗這樣的醫院，所有優等醫科生都趨之若鶩，真正需要我們的是觀塘和東九龍的貧眾。身為基督徒，扶救貧病，難道不是責無旁貸嗎？」

當晚，陳健生和袁國勇等四名同學從瑪麗醫院一路搭巴士、地鐵、的士，到達聯合醫院。接待他們的內科主管郭宏信醫生（Russel Clark）「看起來有點奇怪」，郭醫生是來自澳洲的醫學傳教士。「初次見面，他一直背對着我們說話，用濃重的澳洲口音咕噥了一小時，我一個字也沒印象。兩年後郭醫生要返回澳洲老家，歡送宴上閒話，原來當時他一直在祈禱，希望我們加入，哪怕只有一個也好，急症室就不至於關閉。」結果四個人都來了，這讓郭醫生喜出望外。

加入聯合醫院，還讓袁國勇想起一件往事。還是1977年，陳健生帶同為醫學院一年級新生的袁國勇等三名同學，到聯合醫院拜訪在急症室工作的王世岳醫生。王醫生來自馬來西亞，也是一位傳教士。他請大家從窗口向下望，20棟七層大樓，全是密密麻麻的公共屋邨。另一處則是貧民區，一間廁所為幾十家人共用，居民只能在走廊煮食。「我們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是醫生。」王醫生說自己留在觀塘，就是想服務那些被忽視的內地新移民，同時給他們傳福音。離開前大家一起禱告，袁國勇當時默禱：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我留下來，我願意為這裏貧窮和有需要的人服務。

這是以生命影響生命、以見證傳遞見證的真實故事。在自傳中，袁國勇用圖文介紹了幾則他信仰生活中的真實個例：

1985年，一名17歲病孩被護士帶領信教後，願意參加讀經會和崇拜，卻總是全程一言不發。他一家六口人住在附近公共屋邨，家人經常吵鬧，欠缺讀書環境。袁國勇決心幫這個少年渡過難關。他讓少年每天下午到醫院宿舍溫習，下午巡過病房放工後花一小時替他補英文。為讓他更多接觸英語，每逢周五周六都請他外出吃晚飯，教他讀英文餐牌，讀《南華早報》英文社評。一年後年輕人重考中學會考，英文科終於合格。後來一路表現優異，在港科大機械工程系取得學士學位。

大學期間，袁國勇邀請他和一位妹妹周一到周五在他港島的家中寄宿。其間還邀請了兩個女孩到他家住宿。原本的兩口之家，變成六口大戶。他妹妹和兩名寄宿女孩，最後都當上了小學教師。「回首那段歲月，我和太太都慶幸能在這幾位年輕人身邊，伴隨他們成長，在他們失意無助、意志消沉時，細心聆聽，耐心守候，直至雨過天晴。」

另一個例子，是1988年他在離開聯合醫院前認識的一位教友。他因病下半身癱瘓，身體機能逐漸退化。在他還能工作時，袁國勇每天都載他上下班。無法全職工作後，繼續載他到慈善機構做義工。逢周六下午，邀請他到家裏讀經聚餐，持續數年，直到他不能步行為止。「少儀（編者注：袁國勇妻子）不時探望他，細心照應，對他無微不至。」住進護養院後，袁和妻子還不時探望他。自傳中袁國勇提供了一張照片：2025年春節期間，袁國勇夫婦和20多年前在他家住過的女孩及丈夫兒子，一起探訪這位坐輪椅的教友，六人臉上都透出滿足和喜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在書中寫到的早年加入聯合醫院的故事，四個同學都留下來工作，讓人非常感動。後來您回到港大醫學院從臨床改做微生物研究，意識到「以後能讓香港停滯的，除了戰爭，只有大的疫情危機」。是什麼引導您做出這些重要的人生決定？

袁國勇：去聯合醫院時我還很年輕，那年應該是二十三四歲，當時我以榮譽生身份畢業，已經答應了達安輝教授會回到瑪麗醫院，加入當內科醫師。所以那時我其實有掙扎。但我的同班同學陳健生醫生講得很清楚：我們當醫生是為了什麼？為了那份初心。那你身為基督徒，為什麼不去一間醫生人手不足的基督教醫院？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於是我和另外三位同學一起去了聯合醫院。我那時候心想，這輩子大概都會在醫院裏過了。我從來沒想過要當教授，只想着好好把病人治好、他們出院時開不開心。我不是個複雜的人，很簡單，吃的穿的用的也不需太多，沒必要去私家醫院，當然賺錢也沒問題，不過我自己不需要那麼多錢，我就在這裏做研究。

我們四個醫生一路走來，可惜有一位幾年前癌症去世了，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陳熾鴻醫生，精神科醫師，人很好，我在中學二年級時認識他，是他第一次帶我去聽基督教福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從小見到過死亡，遭遇疾病，也遇到過親近朋友和病人的離開，這對您有傷害嗎？您如何達到平靜安穩，不被死亡所困？

袁國勇：對死亡這件事，我從小就已在思考：人生到底是什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很早就開始探索信仰，除了科學之外，就是宗教。我不相信科學能找到人類存在的意義，科學就是科學，它無法解答人類為何要生存，為什麼要活着。還有你的道德規範，你那些愛的源頭，是從哪裏來的？只有在創造主那裏，才能給你答案。所以當我明白心靈崩潰的歷程、找到基督教思想後，我才能應對每天的心靈起伏。我很肯定自己生存的意義在哪裏，我的價值觀是什麼，我應該怎樣跟太太、同事、身邊的人、我的病人和學生相處。不會因為有心臟病人去世，就感受到壓力很大。你再怎麼悲傷，也幫不了這件事，反而你盡責做好你該做的角色，把醫生的角色做好，這才是最重要的。當然，要同情他的家人，也要陪伴他，說一些適合的安慰的話，我常常這樣做。

最近還有一位朋友，是我中學同學，他哥哥因肺癌住院，其實我不是主治醫生，跟他也沒那麼熟，不過我每隔幾天都會去探望他。我沒有跟他傳福音，他有他的信仰，他信佛教，但我還是去探望他。我相信一件事，「神就是愛」，這才是最重要的，你對那個人有關心。我去探望他，就兩三分鐘，不是說很多話，他知道我很忙，我來探望他很開心，這樣就夠了。我不可能跟每個病人聊，沒那麼多時間，但我只想表達：你在我心裏有個位置，當我經過時，無論如何都會來探望你。我覺得我做到了醫生的本分，也盡了一個人應盡的責任。我們做人，就是要有那份心，上帝，那位創造者，一定會把那份愛，放在你的心裏。

我們心裏都有兩樣東西：一個是光明，一個是黑暗，你要怎麼把自己的黑暗面降到最低呢？又要怎麼讓光明壓倒黑暗？這就是你的修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最後一個問題，您有何人生心得可以對公眾分享，或者還有什麼未了心願？

袁國勇：只有一件事，就是：生命真的很短暫。我已經七十歲了，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應該好好把握，要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永遠都不要忘記，生命應該是有意義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找到生命的意義。如果你找到了，就會好好地享受時光。每一個人都應該度過豐盛、有意義的人生。

【特寫】涉及科學真相，又豈能沉默？

一百多年前五四運動的寶貴遺產，一是「德先生」，一是「賽先生」。如果說信仰熏陶會導向求「善」，科學訓練的結果，則是求「真」。袁國勇是科學理性精神的服膺者。

「我對新發傳染病的興趣，早在加入微生物學系之前，已埋在心中。直到發現動物傳人之跨物種傳播，有可能無法可檢、無藥可治、無針可防的一刻，新發傳染病遂重新成為我研究之焦點。」

因在微生物學科領域的專精研究，袁國勇在近30年的香港醫學懸案中扮演了探長角色。如1994年瑪麗醫院骨髓移植部門的首宗血液傳播傳染病案、1998年發現又用了6年才解決的複雜個案、2011年事關政府總部大樓食水系統安全的添美二號事件、2012年的醫美殞命可疑案件等，最後均在顯微鏡下尋到了真兇。袁國勇中學時代曾醉心於天文觀星：「從顯微鏡窺看微生物的世界，無異於從望遠鏡探究宇宙：俯首觀察菌蟲黴毒，追蹤致病源頭，恍如抬頭仰望滿天繁星，尋找目標形體，同樣深不可測。」

調查傳染病案件，其性質無異於偵破現場案件，都需要抽絲剝繭，尋找證人證據，最終抓獲真兇。不過在真實世界中卻要困難得多。特別是圍繞傳染病傳播的相關公衞政策的制定，往往事涉各方意見和特定團體利益，這讓要在第一線直面公眾、扮演專家發聲角色的袁國勇，不免易陷於漩渦中心。

「在新冠疫情期間，我於不同時段被標籤不同政治立場，但其實我做出任何建議，都只着眼於科學，實事求是，從不滲入政治考慮。但在當時社會氣氛，只要一言不合，即惹批評，導致理性討論失焦。」袁國勇認為：「凡討論者，無事實根據，欠邏輯分析，缺科學基礎，乏國際標準，最終只會損害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之地位。」

20多年來，因發表客觀理性的專業意見，袁國勇共收過五次死亡威脅。因理性表達而招致威脅，為他始料未及。往事如煙，他如此寫道：「科學不論名銜，疫症不分貴賤。我只能更虛心去進行研究，以務實理性之態度面對疫症。正因求真心切，一心只顧科學，心直口快，偶爾失言冒犯，令人不快，以往時有發生，禽流感及沙士爆發之時亦有之。但如涉及科學真相，我又豈能沉默？」

不過，袁國勇亦由衷感恩：「我有幸能在香港最好的時期出生、成長、接受教育和在此工作，也很榮幸能在香港最困難的時期為它作出一點點的貢獻。」

還是20年前的2005年9月，袁國勇已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上發表論文，提到「蝙蝠體內還可能帶有其他對人類更具殺傷力之病毒」，因此提出警告：人類在處理野生動物時，務須萬分謹慎。文章最後總結：中華菊頭蝠體內還含海量類沙士冠狀病毒，而華南地區嗜啖野味，此舉猶如計時炸彈。言猶在耳，沉痛往事已歷歷不可追。

自傳的最後故事

回到自傳，袁國勇醫生說：「我70歲了，能為國家貢獻就盡量貢獻。我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已經做了11年，9月3號又上去講課，我沒收錢。訓練了一些醫生做研究，也一毛錢都沒收。這本書的所有稿費，全都捐給香港大學做研究。還有人說我不愛國，真的很好笑。」

現在，該到揭謎袁國勇自傳最後故事主人公的時候了。那27頁篇幅，是一篇《黃安益女士回憶錄》。黃女士與袁國勇的結緣，始於2004年她兒子在瑪麗醫院接受治療。回憶錄寫她與最後一任丈夫邱思強1950年代相識於香港，又在50年後重逢的恩典經歷。袁國勇說這是他行醫路上見證的「最精彩故事」。

黃安益2007年確診肝癌，袁國勇勸她做手術，黃婉拒，稱將赴馬來西亞開啟新生活。袁這才知道背後的愛情故事。黃安益亡夫林有金與故事的另一主人公邱思強是童年好友，邱1950年代赴港進修兩年期間曾獲林氏夫婦熱情接待，並與黃安益父母結下深厚情誼。面對佳偶好友，邱思強只能將情愫暗藏於心。

此後邱思強回馬來西亞結婚生子，天主徒妻子2005年離世。此時邱與林氏夫婦已失聯30年之久。2006年邱思強於《明報》刊登尋人啟事，希望聯絡到林有金，終得回音，這才知曉林已於1982年去世。暗藏半世紀的情愫被點燃，他當即求婚，黃安益決定放棄治療赴吉隆坡舉辦婚禮，四年後辭世。袁國勇專赴大馬憑弔，並商請邱思強和黃的妹妹撰寫回憶錄。回憶錄已於2012年寫就。

科學家求真，基督徒向善，情深意篤之士求美，這或是袁國勇醫生的一體三面。2011年，袁國勇向知名影人羅啟銳及張婉婷分享了此一動人故事，希望羅能改編成劇本，並拍攝成電影。未料羅啟銳2022年不幸離世，由此觸發袁國勇開始撰寫自傳。2025年，張婉婷導演完成了羅啟銳遺作《十個學醫的少年》。袁國勇說：「這個愛情故事實屬自傳之起源，我希望藉此機會，將此故事收錄於本書的附錄 II，作為自傳圓滿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