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四观文化官微发布廖彬宇先生序言两篇。
一、 《郭璞〈葬经〉校译》序言
岁在甲辰孟陬（西元二〇二四），明泽君携其新著《天机贯旨红囊经注疏》索序于四观精舍。展卷之际，但见融程朱理奥以剖玄机，会洛闽心法而明气运，其抉微钩玄之功，直如太阿出匣，寒芒烛照幽微；其匡谬正讹之力，恰似禹鼎镇涛，魑魅遁形无迹。越明年乙巳春王正月（西元二〇二五），复以《郭璞〈葬经〉校译》稿本相示，观其考镜源流若龙门探骊，校雠文字似郑玄注经，乃知此君非惟术数传薪，实乃文明守藏之赤子也。
吾祖母乃杨公筠松苗裔，余则廖氏三传嗣孙，身负杨、廖二门之遗绪。追思唐季乾符六年己亥（879年），黄巢犯阙，长安告陷。时杨公筠松官居金紫光禄大夫，总摄灵台地理事。当是时也，杨公年四十有六，负禁中青囊秘笈，星夜南奔，道逢武昌刺史廖公銮。銮公弃印绶，邀杨公共赴虔化（今宁都）；其子三传年甫弱冠，遂与杨公结缘。
三传少时尝师事仆则巍（卜应天），得《雪心赋》。及至虔化，杨公观三传颖悟绝伦、器识宏远，乃破格纳于门墙，尽授禁闱玄机。三传既承杨公形法之精，复融仆氏堪舆之妙，故史赞曰：“博综仆、杨二家之长，开赣派地理之宗。”
是故欣睹今人注青囊之典，欣忭何极；爰濡毫以弁言，述河洛玄机。昔郭璞传《葬经》而开堪舆之宗，杨公著《天玉》以明天地之纪，今贤秉笔阐微，犹天罡续火、金精补脉，使《雪心》奥旨复明于世，《钤诀》真髓再耀乾坤。诚堪舆存亡继绝之盛事也。
夫华夏道统，肇始河洛，象天法地，其来久矣。自伏羲仰观俯察立八卦之基，文王演易系辞明时中之义，逮至东晋景纯公荟萃千载，铸《葬经》为堪舆圭臬。其言"乘生气"则暗契庄生天籁，论"法自然"实遥应老聃玄德。郭公雅擅《尔雅》虫鱼之学，精研《山海》灵异之文，更以游仙诗笔发幽玄之思，遂使葬经廿二篇，既备形法之要，复穷理数之微，诚三才贯通之绝学也。惜乎竹帛屡经秦火，简册频遭鲁鱼，宋元诸儒或泥峦头而昧气运，明清术士多滞文辞而失枢机，致使玄珠沉淖，真义蒙尘。
尝闻《周礼》有土圭之法，测日景以正方位；《诗经》载相地之辞，观流泉而卜宅兆。此皆先民法天象地之实证，亦堪舆学术之渊薮。然自秦汉以降，阴阳谶纬渐淆其真，巫觋方技日蔽其明。至景纯公出，乃以经学之炬烛幽暗，以诗家之笔写玄微，铸《葬经》为不刊之典。其书言"气感而应，鬼福及人"，非独论葬乘生气之妙，实阐发天地人三才互感之枢机。昔张平子《冢赋》描摹形胜，不过状其表象；葛稚川《抱朴》论及葬术，终属旁支余绪。惟景纯熔铸《山海》地理、《楚辞》灵氛、《周易》象数于一炉，遂令堪舆之学升堂入室，卓然成家。
明泽君深谙此道，其校雠之功，非止文字异同之辨。昔见宋椠本"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句，明清诸本皆作"千丈""百丈"，世人沿讹已久。君独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葬经残篇，参以唐章怀太子墓星象图尺规制，考得晋时一尺合今二十四公分，乃正"千尺"当为二百四十米，恰合龙脉起伏之势；"百尺"则为二十四米，正应穴位聚气之形。此等考证，非贯通考古、度量、天文三学不能为。又如《内篇》"天光下临，地德上载"八字，元明注家多解作日月照临、坤厚载物。君则据战国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图，证"天光"实指紫微垣帝星辉映，"地德"暗合洛书九宫方位，抉出古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秘义。
明泽君此编，实乃振铎起衰之作。其广搜秘笈，自唐开元张说《锦囊经》、宋西山蔡氏八篇本、元草庐吴澄三卷注，至明如玉徹莹长篇疏证、清慎斋李氏廿篇考释，凡三十余种珍稀文献，尽入彀中。校雠异文一百二十余处，如贤宰断狱，字字确诂；笺注术语四十余条，似郢匠运斤，句句破的。尤可称者，"生气溯源于太始""藏风得水合阴阳"诸解，发千古未明之覆。更立三大创见：一曰廓清形法理法之畛域，二曰重现晋唐八葬之秘传，三曰剖判宋后易理象数之纠葛。非惟文献考订之功，实开学术范式之新。
溯其治学门径，深得古贤格致真髓。《天下之理断无两是》破"堪舆源易"之千年迷障，若龙泉斩麻；《红囊地理与程朱理学》析四派源流（周易义理、象数推演、五行生克、天地源流），如明镜照物。至若《天机贯旨注疏》，以辩证唯物之炬烛幽隐，证堪舆实为上古天文地理实测之学，一扫方技玄虚之雾。此番校译，更熔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令景纯遗编焕若新硎，直可踵武段玉裁《说文注》、王念孙《广雅疏》之林。
《易·说卦》有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明泽君廿载覃思，非徒解古籍之惑，实欲立道术之正。其以"理气形数"四维重构红囊体系，使天光地德融贯于人文，令往圣绝学重光于盛世。今观是编，校雠如庖丁解牛，批郤导窾；译注似扁鹊诊脉，洞见膏肓。昔景纯注《尔雅》而虫鱼草木皆知，今明泽释葬经令天地人鬼咸宜。可谓：守先待后，续六经之坠绪；开来继往，树九派之新标。
至若理法体系之重构，尤见匠心独运。昔景纯公虽立"形法理法"双轨，然晋唐传本散佚，宋后学者各执一端：赖文俊《催官篇》专主星象推演，目讲禅师《金壁玄文》偏重龙穴形胜。明泽君参透《葬经》"形气相应，理数同源"真谛，取明初刘基《堪舆漫兴》七十二例，辅以清初蒋大鸿《地理辨正》三元九运说，创"四时生气流转图"。其图以洛书为体，以卦气为用，春震木气生发于艮，夏离火气旺盛于巽，秋兑金气收敛于坤，冬坎水气蛰伏于乾，将时空维度熔铸一图。此法既合《周易》"变通配四时"之旨，又暗应现代地球公转黄赤交角之理，可谓古今交汇之典范。
尤可称道者，其以辩证唯物史观解蔽千年迷雾。《外经》"五患"之说（即童山、断山、石山、过山、独山），旧注皆言山形凶煞。君则考证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发现先民避居此五类山形者，实因童山无木易致洪水，断山多裂不利穴居，石山难凿，过山风疾，独山无依。更引《汉书·艺文志》"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之说，实《周礼》体国经野之绪余，发《禹贡》山川形势之枢机。此番诠释，令玄奥葬说复归实测之学，犹拨云雾而见青天。
昔乾隆修《四库》，纪晓岚列术数类于子部末流；道咸年间，阮元刻《皇清经解》，独缺堪舆典籍。此皆囿于时势而未达通之故也。今明泽君以小学根基治葬经，用科学精神释古术，实承乾嘉朴学之遗绪而开新境。此非谶纬禨祥之妄，实经野体国之枢。其"理气形数"四维体系，仰绍《考工》悬槷定表之法，如圭臬承天；俯契《淮南》地络磁场之测，似璇玑应地。昔钱塘丁敬身以金石证经，仪征阮伯元以鼎彝补史，今有此编，堪舆之学终得列于学术之林，岂非盛世文运之征？
至其译注之精，尤见悲悯弘道之心。尝见"葬者，藏也"句，东瀛学者译作"埋葬即隐藏"，殊失"藏风聚气"奥义。君则据《白虎通》"葬之为言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参以《黄帝宅经》"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英译作"Interment is to store the vital breath in accordance with cosmic rhythm"，既存古意，复契今诠。又若"玄武垂头"之术语，法译本多直译"龟蛇低头"，君则考《三辅黄图》未央宫北阙玄武观建制，释为"穴场背靠缓降山麓"，敷以《禹贡》计里画方之式，合今地理五行相契之形，泰西智士乃洞见山水龙脉之玄机，林泉丘壑之妙理。
嗟乎！自西学东渐以来，吾国传统屡遭解构之厄。有清季某西士著《中国迷信研究》，谓葬经为巫术大全；民国某留洋博士作《风水批判》，视堪舆为愚昧渊薮。殊不知《葬经》"来积止聚，冲阳和阴"之说，乃冥通《水经》地络潜行之奥，契符现代水文地质之微；"土高水深"之述早蕴《月令》物群相养之机，"郁草茂林"之论预符生态演替之律。
今明泽君以五年之功，会通百代文献，其《校译》本既出，非独为景纯功臣，实乃中华文化正名之作。
自郭景纯注《尔雅》启训诂之门，至段若膺注《说文》立朴学之范，历千六百年而学术日新。今明泽君薪传此火，非惟继往圣绝学，更为开来者法门。观其考紫禁城中轴暗契黄道子午，乃本《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之遗制；证敦煌星图分野应葬经方位，实承《甘石》"天官书"分野学说之绪余；析良渚水坝太璞玉琮方位，竟符"太一生水"藏风得气之玄枢。此三证者，熔经铸史，合璧中西，直开"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之新境。异日若解《易传》"精气为物"合量子絪缊之理，推《周髀》"勾股测天"融龙脉分野之技，必以斯编为启扃之管钥。
今值生态维新之际，重读《葬经》"阴阳冲和，五行孕秀"之论，尤觉其先知卓见。忆往岁访学英伦，见剑桥大学建筑系特设"东方空间哲学"课程；客岁赴会东瀛，闻东京大学成立"环境气场研究所"。反观华夏故里，竟有黠者以堪舆为牟利之诈术，瞽者斥葬经为封建之糟粕。幸有此编问世，正本清源，譬若晨钟破晓，可醒迷途；犹似砥柱中流，能正倾颓。诚望学界同仁，勿以小道视之。
昔太史公传日者、龟策，存术数以观世变；班孟坚录形法、蓍龟，藉方技以窥民情。今明泽君校经弘道，非止文献整理之劳，实有文明对话之志。观其与法兰西汉学家论"生气"与"地气"之辨，同美利坚建筑师析"穴场"与"空间节点"之通，追慕元大都营国之际，刘秉忠参两推步之术，东合《葬经》分野之奥，西融回回星历之精，实开"参天两地而倚数"（《易传》）之新局。诚冀是编作河图洛书之信史，为文明互鉴之达诂，譬若张骞凿空持节，必引泰西知中夏有"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之绝学；恰似利玛窦译经西渐，终令寰宇识神州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之大道哉！
赞曰：
大化流行，气凝为形。晋室景纯，烛照幽冥。
葬经既出，千古是程。奈何简蠹，孰辨渭泾。
有明泽子，四观传灯。校雠理董，剖判浊清。
洛书再现，河图重明。中西互鉴，今古共鸣。
钟鼓楼畔，观天阁楹。斯文未丧，长耀德星。
乙巳孟春
於四观书院鼓楼别院
二、《天机贯旨红囊经注解》序
近年来，推动传统文化“活起来”已成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方向，也为传统“文教”指明了前行道路。“文教”，简言之即“以文教化”，其内涵广泛，涵盖中国社会的诸多层面，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层面以及其他社会层面。“文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一旦“文教”出现断裂，文字、文献、文物以及传统文化都可能沦为“死物”，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力与传承价值。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处不在。其中，天地日月的天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谱系，是以天为核心构建的文化体系，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议题。在广为流传的《千字文》开篇，便生动描绘了天地日月的初始状态：“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幼学琼林》同样开篇明义：“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由此可见，天地日月不仅是古代人类探索自然世界的核心问题与最高目标，更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依赖。正如《礼记》所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天地日月既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源，也是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重大的哲学思辨主题。
中国人最早的宇宙观认为，鸿蒙之初，宇宙是一团混沌不清的“玄黄”之气。随后，清明之气逐渐上升，形成了天；赤黄之气逐渐下沉，形成了地。同时，天上的日月星辰，它们严格遵循自然规律运行；地上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各类生物也相继出现，它们均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生存繁衍，人类便是从这些生物中逐渐进化而来，最终成为天地间文明的创造者。
作为自然之子，人类在进化成人、繁衍生息以及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领悟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由此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意识之中。这种宇宙观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后来也体现于老子的思想中。老子认为宇宙起源于“道”，他在《道德经》中阐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指的是宇宙混沌“玄黄”的初始状态；由“一”分化出的“二”，即天地，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探讨的阴阳；天地间以阴阳化生出万物，即为“三”。那么，“道”究竟是什么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虽可表述，但并非我们日常所言之物，它“玄之又玄”，既玄妙又神秘，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探索，却又蕴含于天地间的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即万物皆有“道”。这个“道”蕴含着天地运行的规律与法则，“程朱理学”将其称为“天理”。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这里的“气、形、理”是三位一体的。“气”是化生成“形”（万物具体形态）的关键条件，即“阴阳五行”；而万物之“形”一旦生成，便包含了各自独特的“理”。我们常说的“格物致知”，便是通过研究每一个具体事物，从而领悟其中所包含的道理。
天地自然在运行过程中，随着阴阳变化、五行韵合，“气、理”相互演化，进而作用于“形”，产生了对人类生存发展影响各异的环境。能给人类带来益处的有利事物，通常代表着“吉和福”；反之，那些带来凶险的事物，则代表着“凶与祸”。古代人类为了趋吉避凶、迎祥纳福，为生者寻找环境适宜的居所，为逝者寻觅理想的墓穴，由此诞生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独特学问——堪舆地理学。
古人对天文地理的学问极为重视。先秦时期，通习术数之人备受赞赏，被赞为“识天文，知地理，晓人事”。陆象山也曾说：“通天地人曰儒。”而研究天文、地理与人事关系的堪舆学说，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堪舆，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堪，本意是隆起的高地，引申为观测天象，代表天道；舆，本意是车厢，后喻指地理疆域，意为选择地形，代表地道。堪舆二字，即察勘地理之意。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堪舆地理学门派众多，各成体系且完备。其中，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堪舆学家李三素作为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其“红囊地理学”凝聚了毕生心血，在堪舆地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里程碑意义。而作为一代“通儒”，李三素并未因朝代更迭、社会变乱而停止对堪舆大道的探索。他在长期实践、探究天道、地道、人道关系的过程中，去伪存真，摒弃了宋至明代错误的堪舆理论，运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认识天地自然万物，认为“天下之理，归于一定”，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囊地理学”。其核心涉及“天地合一”的知识学问，是红囊地理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些都是古人长期观天测地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也是对晋代郭璞和唐末杨筠松堪舆理论高峰的再次梳理与升华。“红囊地理学”集中体现了以李三素为代表的古圣先贤的卓越智慧，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独立完整的体系，涵盖面极为广泛，是值得深入关注与考证的中国古代重要堪舆理论体系。
我在《大成之道》中曾提出，玄学是“作向内求”，科学是“作向外求”，若一切都以“科学”的标准来评判所有学问，本身就不科学。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堪舆文化，其思想已深深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更蕴含着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涵。全盘否定中国古代堪舆学，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作祟。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堪舆体系的积极因素，摒弃其中的封建糟粕，是现代文明时代堪舆文化学者应当重视与关注的重要课题。
罗明泽先生作为李三素“红囊地理学”的嫡传徒裔，对中国古代堪舆文化是哲学、玄学还是迷信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且导向健康。罗明泽先生以人文地理学者应有的严谨治学态度，投身于中华堪舆地理文化研究二十余载，深入堪舆文化典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虚心向无数隐士高人、明师明家诚敬求学，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知行合一的态度，最终彻悟堪舆真谛，他总结归纳了“红囊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操作规程，梳理了“红囊地理文化”的理论架构，即：“红囊地理文化”源于“程朱理学”关于“理、气、形”的哲学思想，是古代天地起源哲学观在堪舆理论中的具体体现与运用。这实际上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堪舆文化中的具化，是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类对天地人的敬畏之心。
中国古代堪舆地理文化作为中国易学文化思想的重要分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河中关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内涵。罗明泽先生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先贤绝学，对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著作进行注解，将先贤李三素多年研究堪舆文化的部分珍贵资料公之于众，以与时俱进、富有生机的现代形式，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使其重构于当下，并辅以基础知识进行堪舆文化普及，对于推动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各层面“活起来”，具有极高的价值与深远的意义。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称罗明泽先生为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的杰出理论研究者和堪舆实践者。
本书是罗明泽先生对清代堪舆学家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著作《天机贯旨红囊经》《天机一贯红囊经》的深度注释解读与精心总结提炼。从《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与“程朱理学”》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明泽先生从哲学内涵的高度研究古代堪舆文化，从朱熹所说的“理”的层面探讨古代堪舆文化的天地大道，从朱熹所说的“术”的角度解读堪舆学的理论源流，这与当今各路堪舆理论的研究方向截然不同，值得赞赏与关注。
罗明泽先生将古代堪舆学分为四大类别：周易义理派、周易象数派、五行生克派、天地源流派。其主要依据是，宋代以后，以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易学大家陈抟为代表的易学研究成果丰硕，宋及宋以后的堪舆学家纷纷借鉴这些易学家的《周易》研究成果，将《周易》的义理、象数理论引入堪舆学，并与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不同堪舆流派。
罗明泽先生认为，原本的堪舆术并不包含《周易》的义理、象数及五行相生相克内容，而是远古到晋唐文明时期人类对天文、地理与吉凶关系的经验、智慧总结，是对天、地、人和谐相处规律的把握。因此，他认为堪舆术来源于《周易》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可见，罗明泽先生作为一名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实事求是的人文地理学者，真正从学术层面、哲学高度、文化价值出发解读中国古代堪舆文化，为古代堪舆文化“正名”，使人们跳出了将古代堪舆术视为“玄学”和“迷信”的认知误区，为我们正确认识古代堪舆理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正如罗明泽先生所说，李三素红囊地理学的研究价值在于，李三素将“程朱理学”关于“理”“气”“形”的学理关系融入堪舆文化范畴，从哲学高度认识、解读古代堪舆文化。我们认为，这一视角全新独特，是其他堪舆学理论所不具备的，值得广大堪舆学者借鉴。它为我们认识古代堪舆文化的价值开辟了新路径，有助于摒弃以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谶纬、卜筮等封建迷信思想，摆脱长期以来将堪舆学视为迷信的桎梏，使人们回归到理性认识古代堪舆文化的正确道路。
以此为序，谨飨读者。
廖彬宇
2024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