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身為執業律師的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今日(6日)在其社交媒體專頁分析「支聯會」鄒幸彤等人在特區終審法院的上訴結果指出，公眾有責任了解此案的全貌及終審法院的完整判詞。周浩鼎認為，鄒幸彤等人的上訴結果，在终院只是一種「技術性」過關，他不會因為這個判決，就把「支聯會」演繹為奉公守法的組織，冀涉案人士不要心存僥幸，以為這次 「技
術性」過關，就可以日後繼續以身試法，危害國家安全。
周浩鼎解釋，簡單而言，警方要求「支聯會」等人交出資料，鄒幸彤等人拒絕，最後被控告違反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控罪，並在下級法院被定罪。警方合理地懷疑「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並採取取執法行動，本是盡維護國家安全應有之義。
周浩鼎表示，終審法院認為，由於利用國安法實施細則附件五（Schedule 5）的安排，直接採取執法行動的門檻較高，就是要清楚證明他們確實是外國代理人，而並非僅是合理地懷疑。這確實印證了香港國安法的訂立，對於要確立相關指控，門檻是相當嚴格。
周浩鼎指，終審法院在判詞中亦提出，如果只需合理懷疑，警方可以透過附件七 （Schedule 7）的安排，即先到法庭申請命令。但因為這次是警方選擇了用附件五 （Schedule 5）的方式，沒有向法庭申請命令，直接向對方採取行動，所以需要符合較高舉證責任的門檻。
周浩鼎進一步解釋，既然舉證門檻較高，那又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即本案中最關鍵的公眾利益豁免披露 （public interest immunity），由於公眾利益考慮，內容可能還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等，控方需遮蓋大部分內容 （redaction），而當遮蓋大部分內容後，就會招致辯方認為未能夠得到公平審訊。但另一方面，因遮蓋內容，控方自己同時也會失去舉證能力。因此，終審法院裁定上訴方得直。
周浩鼎認為，對於控方在案件中要選擇遮蓋內容，往往面對兩難的局面，既要保障公眾利益，例如保障某些國家重大利益的事宜不披露，但又要滿足舉證責任的能力，這其實不容易處理。因此，「支聯會」等人今次在終審法院是 「技術性」過關，他不會把它演繹成爲「支聯會」就完全奉公守法的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