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傑）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80年前，繼9月2日盟軍接受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舉行後，9月9日，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禮堂舉行。當時在上海復刊不久的文匯報派記者何為赴南京採訪受降儀式。

何為之子、知名媒體人、香港文匯報前主筆何亮亮近日接受專訪，從其父親1985年的一篇回憶文章聊起，追溯父親在1945年作為上海文匯報的記者親歷南京受降儀式記錄下的歷史性細節。

同一淵源，一脈相承，兩代文匯人共話抗戰勝利，不變的是國強民富、民族振興的華夏宏願，不同的是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

何為四十年後在回憶是次採訪時曾寫道：歷史有它自己的軌跡和方向，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自衛戰爭終於勝利了。日本軍國主義者以戰敗而告終。侵略者在中國大地上留下的那一段血腥的罪惡歷史，任何人都無法篡改，更不容抹煞。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何亮亮說，這段話依舊能代表中國人民、代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共同心聲。

何為出生於1922年，本名何振業，肄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從小喜歡寫作，也深受左翼愛國主義的影響，讀中學時從《西行漫記》了解當時紅軍長征的情況。抗戰爆發後，1938年12月中共地下黨組織上海民眾慰勞團秘密前往皖南新四軍總部，參加其中的何為，回來之後寫了一系列文章介紹此行的見聞，後來輯為一書《青弋江》出版，那時他才16歲。

剛到職獲派採訪日軍投降儀式

何為是在上海文匯報剛剛復刊時加入的，並且立即獲得一個寶貴的機會——以特派記者身份，去南京採訪中國戰區日軍投降儀式。何亮亮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父親曾經幾次跟我說起，當年的京滬（南京上海）列車要行駛五六個小時，天熱，車廂裏沒有風扇，只能開窗驅散熱氣，但是一路心情激動，因為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即將見證日軍的投降。」

1985年9月，何為撰文《回憶一個歷史鏡頭——記四十年前日軍在南京投降儀式》，談及當年的情景。「我很幸運，到職後約一個月，便以該報特派記者身份，去南京採訪那個歷史時刻的現場實景，同行的是攝影記者穆一龍。車抵南京，費了一番周折，辦妥了入場採訪的各項手續，終於在日軍投降簽字儀式舉行前及時趕到，得以目擊這一歷史性的場面。」

當時南京光復不久，市面上不僅有進駐南京的中國軍隊，還有美軍。何為寫道：「是日，南京黃埔路中國陸軍司令部大門外的廣場上，來往軍人驟增。到處可見大寫V，即英文Victory（勝利）的第一個字母也。通向大禮堂的甬道兩側，全部美式配備的崗哨林立，吉普車往來不絕。間或可見三三兩兩的美國憲兵協助警戒。景象森嚴，氣氛肅穆，確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

按照印發的時間表，儀式於上午九時舉行，「投降代表務必於八時五十二分到會場」。實際上是八時五十五分到場的，遲了三分鐘。代表投降一方的是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偕同其高級幕僚共七人，在一名國民黨上校軍官帶領下，乘車到達。聚集在門前的上百名中外記者，紛紛攝取這一情景。

何應欽代表中國接受降書

此時在大禮堂內，一片凝固的沉默。禮堂中央的一側，設一較小的長條案，為日軍投降代表席，其後站立十二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與投降席相對，另一側的條桌寬長得多，這邊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及中國記者席。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代表中國接受降書。介乎兩桌之間的邊側置有一長桌，乃盟國代表和外國記者坐席。桌上都鋪着白桌布。所有參與人員均依次坐定，默默等待着那莊嚴時刻的到來，等待着日軍降將進入大廳。

「父親的觀察力很敏銳。」何亮亮引述了父親的一段描述：「這時我注意到，日軍代表的投降席條案上擺着一台小時鐘，還有一套紙墨筆硯。文具當然是簽降書用的，至於小時鐘的用意則就不得而知了。」

八時五十八分，禮堂內燈光閃亮，攝影機紛紛開動。眾目睽睽下，日軍投降代表被引導入場，先站在規定的地位，立正，然後向何總司令鞠躬。何矜持地示意他們可入席坐下，便轉向中外記者宣布，距簽字儀式只有「最後五分鐘」了。於是中外記者一陣忙亂，場子裏一陣響動。

投降簽字的過程約五分鐘

九時零四分，何應欽站在盟國國旗下主持受降式，令岡村寧次遞上證明文件。「岡村一身戎裝，臉色鐵青，毫無表情，坐在其旁的駐華日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士三郎，持證明文件走過來，經何應欽驗閱後將文件留下。」

緊接着，兩份日軍降書中文本，交由小林參謀長轉給位於投降席居中的岡村寧次。岡村起立，雙手接過降書，取用案上的毛筆簽字蓋章。投降簽字的過程約五分鐘。儀式歷時二十分鐘，日軍投降代表隨即被引導退出。

1945年9月11日上海文匯報頭版刊發的何為發回的特寫報道《在勝利之都（一）一頁光輝的歷史》中，他這樣寫道：「……杌隉的苦難的時代現在過去了，現在我們勝利了，是唱凱歌的時候了，是創造新時代的時候了，是的我們知道，我們也明白，然而當我們親眼看見敵人俯首屈服又不禁想到那些受罪的日子，那些弱肉強食受人宰割的日子……心裏的激動就是寫在臉上。」

80年後的金秋，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國。勝利的榮光、歷史的回響、未來的希望，激盪在中華大地上，激盪在億萬人民心中。

「日本侵略歷史不容抹煞」

何為四十年後在回憶是次採訪時曾寫道：「歷史是無情的，有它自己的軌跡和方向，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自衛戰爭終於勝利了。日本軍國主義者以戰敗而告終。侵略者在中國大地上留下的那一段血腥的罪惡歷史，任何人都無法篡改，更不容抹煞。歷史只能還它本來的面目。」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何亮亮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上述這段話依舊能代表中國人民、代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共同心聲。

【特稿】從上海到香港，文匯報浴火三生

1938年1月25日，愛國進步人士嚴寶禮等在上海創辦文匯報。因高舉抗日救國大旗，遭日偽與租界當局雙重陷害，1939年5月18日後自行停刊。

1945年8月18日，即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勝利後的第3天，文匯報「號外第1號」在上海復刊，至9月5日先後出了19天號外版。9月6日，文匯報正式復刊，編號為第478號，與1939年5月18日出版的第477號相接，以示精神一脈相承，其英文報名則開始改為 WEN WEI PAO。發行遍布全國各地，重點則在上海、北京和江浙地區。

復刊後的文匯報在顯著位置報道日軍投降及懲處漢奸新聞。1945年9月3日，文匯報報道了2日上午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密蘇里號主力艦上舉行的消息並配發社論《日本降書的簽字》。9月9日，文匯報刊發報道《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今晨在首都舉行 何應欽總司令昨午飛抵京 解除日軍武裝三個月可竣事》。9月12日，文匯報刊發《上海地區日軍投降 今日起開始接收 湯將軍召見松井命令遵照》、《市政府各局派員 今晨接收偽市府》等報道。9月30日，文匯報刊發報道《漢奸30餘名就逮 將解法庭公開審理 袁履登林康侯聞蘭亭等均在內》。

1946年後，文匯報在有關國共和內戰的問題上開始拋棄原先所持的所謂「不偏不倚」的態度，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表達廣大民眾對和平民主的熱切盼望，抨擊國民黨為一黨之私，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而走向內戰、走向獨裁的倒行逆施，正面報道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消息、動向與談話並予以正確的解讀，為國統區民眾了解事實真相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平台。

由於文匯報新辦報方針符合歷史發展方向，因而很快贏得了眾多讀者，其影響面覆蓋到工、農、商、學等各個社會階層，至1947年5月被迫停刊前已經發展成為在上海乃至全國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強的日報之一。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從未放鬆過對新聞業的監控與迫害。文匯報復刊後，與上海乃至全國各地的其他進步報紙一樣，始終處於國民黨當局的高壓之下，不得不為維護新聞自由而戰。

文匯報堅持正義，不顧當局的禁令，如實報道反飢餓、反內戰遊行示威等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並發表客觀公正的評論，因此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封殺。

1947年5月24日的文匯報，成了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出版的最後一期。自1945年8月18日復刊，至1947年5月24日被迫再次停刊，歷時一年零八個月。

1948年9月9日，兩度涅槃的文匯報在香港恢復出版，距1947年5月25日文匯報在上海停刊之日不滿16個月，可謂浴火三生。報頭下標明：「督印人徐鑄成」、「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創刊」，以示其與公曆1938年1月上海文匯報一脈相承，編號則另起，標為「港字第一號」，其英文報名為WEN WEI PAO（註：自1959年4月17日起，改用WEN WEI PO，沿用至今）。

文匯報辦報時間線

1938年1月25日，上海創刊

由愛國人士創辦，報道和評論堅持愛國立場，呼籲團結、抗戰，追求民主、正義。

1939年5月19日起，自行停刊

在日偽與租界當局的雙重陷害下，文匯報為保護其抗日立場不為玷污，1939年5月19日起自行停刊。

1945年9月6日，上海復刊

抗戰勝利後的第3天，文匯報排除種種困難，以「號外」形式在上海復刊，至9月5日先後出版19天號外，並於9月6日正式復刊。

1947年5月25日起，再次停刊

因如實報道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並發表客觀公正評論，因此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封殺。1947年5月25日起被迫停刊。

1948年9月9日，香港復刊

徐鑄成等文匯報同仁南下香港，推動文匯報於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復刊。內容聚焦內地、譜寫解放新篇，關注香港、反映民眾心聲，為香港廣大民眾所認可與歡迎。

1949年6月，上海香港「一枝兩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徐鑄成等部分文匯報同仁返回上海，於6月恢復出版上海文匯報。至此，文匯報進入了「一枝兩花」的新時期，分別在香港、上海兩地出版，同聲相應，一起見證新中國的誕生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妍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簡史》

參觀密蘇里號戰艦日本投降儀式地點有感

文|何亮亮

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我隨電視台參加太平洋戰爭部分的外景攝製，5月兩個行程，先後到訪太平洋中部的塞班島、天寧島和關島，以及夏威夷的檀香山與美國本土的華盛頓與紐約。

已經退役的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列艦就停泊在珍珠港，作為二戰歷史遺產供公眾參觀。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停泊的密蘇里號就是盟軍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地點。5月7日我們攝製組一行到密蘇里號參觀拍攝，初夏的檀香山天氣晴好。經過預約的遊客甚多，大部分是美國人包括很多學生，也有一些日本人和中國人。

密蘇里號以實物、照片、甲板上的區塊等重現了當年投降儀式的場景。盟軍主要成員國都派高級將領或高官出席，主持儀式的是美軍太平洋戰區司令麥克阿瑟上將。按照盟國英文名稱的順序，在日本投降書上第一個簽字的是中國代表、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1887-1959），他沒有用美方提供的鋼筆，而是用自己攜帶的毛筆，代表中國寫下了剛勁有力的名字。戰敗國日本派出的代表是外務大臣重光葵與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這兩個人都與日本侵華戰爭有關係。重光葵拄着柺杖出席儀式，原來他在1932年4月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中被炸斷右腿，當時他是日本駐華公使，在場的日軍上海佔領軍總司令白川義被炸死，這是一二八事變之後在上海一起著名的抗日行動。梅津在1935年簽署華北「何梅協定」而為人所知，後來擔任關東軍司令和總長。一個外相、一個參謀總長代表日本政府和軍部在投降書上簽字。

在天寧島我們參觀和拍攝了軍用機場。1945年8月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B-29就是在這裏裝上原子彈，然後飛往日本，在廣島和長崎分別投下了原子彈，這兩座城市幾乎瞬間被夷為平地，數十萬人喪生。

天寧島屬於美屬北馬里亞納群島，土地面積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兩千。天寧島機場在1945年有4條2,590米長的平行跑道，可供B-29「超級堡壘」轟炸機起降，是美軍在太平洋最大的機場。機場北面有兩個凹槽遺蹟，是為裝掛原子彈興建的設施，原子彈的體積龐大，不能直接從地面裝進B-29的彈艙，先在地上挖一個凹槽將原子彈放入，再將飛機開上凹槽並對準彈艙，才將原子彈裝抬進飛機。我們攝製組在夏日的陽光下，實地探訪和拍攝了這個凹槽。據了解，現在這個機場已經展開全面修繕，未來將重新作為軍用機場啟用。據說由於過去堵截中國的第一島鏈已經失效，美國現在正在強化第二島鏈，天寧島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從原子彈裝運的地點，想到我曾到訪的廣島和長崎，這兩個城市每年都舉行儀式悼念當年死於原子彈轟炸的死者。日本因為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而遭到原子彈轟炸，但日本社會至今沒有全面的深刻的反省。

這次採訪拍攝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當年日本發動珍珠港突襲，驚動了美國，美國從此加入反法西斯陣營，美國強大的製造業全力投入戰爭，成為「民主兵工廠」，源源不斷生產大量坦克、大炮、軍艦、卡車、彈藥，不僅供應美國，也供應盟國，而日本在人口、資源、製造業等各方面都處於劣勢。

今天的中國製造業超過美國，整體軍事實力也與美國旗鼓相當，有些方面甚至超過美國，這就是中國在亂世中能夠保護自己的人民、維護自身利益的最根本的原因。

四十年後的今天，在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撫今追昔，心潮澎湃。家父在23歲的時候，加入當時剛在上海復刊的文匯報並且被派到南京採訪，寫了三篇特寫《在勝利之都》，為我們留下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由中國軍方主持的日軍投降儀式的詳盡全面的記錄，不僅記述了當時首都中國軍民迎來抗日戰爭勝利的喜悅，也記載了整個江南地區中國人喜慶光復的社會狀況。這次幸得香港文匯報同事的鼎力協助，找到刊有《在勝利之都》的文匯報，使家父的相關報道得以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與今日讀者一起分享。我在1988年春從內地移居香港，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文匯報，在文匯報工作13年，開始了作為香港媒體人的歷練。當時已經退休回到上海居住的家父十分高興。父子兩代先後在上海和香港的文匯報工作，自是一段佳話。家父晚年閱讀的報紙，就包括港滬兩地的文匯報。